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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克思的历史观√
切入社会制度之感性根基：马克思的历史观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三条，也就是我们这课程的第五讲。我们就用这句话来表达费尔巴哈提纲第三条的内容：切入社会制度之感性根基。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
第三条批判的是法国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重要人物爱尔维修1，这是一个近代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有非常重要的论点，说：“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听来很有道理。我们每个人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是因为环境。这里的环境指社会环境，以及我们所经受的教育，把我们做成这样一个人。听起来非常合理，我们通常愿意接受这一个想法，比方说，教育可以指学校的教育，也可以指整个社会，有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影响了每一个在此社会中的个体。那么环境就是社会生活。我常常也说，社会生活是最大的教育家，它比父母厉害多了，我们的孩子更像他的父母还是更像他的时代？更像他的时代。时代的社会生活让每一代人，这一代人跟前面一代人就不一样。父母怎样把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或者人生的许多经验、教训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没用。我们每一代人更像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么完全可以说，社会生活就是最大的教育家，完全可以这样说。所以你读爱尔维修的哲学著作，你觉得都对，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嘛，而且是唯物主义的吧。
就像今天的中国的80后、90后、00后，对于我们这一代上了年纪的人，50后、60后、70后看来，这一代人叫什么？“改变了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跟我们这一代人不同呢？是另一种环境。比方改革开放走到今天40多年，中国社会环境变化大不大？实在是很大呢。所以，它是一种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以及我们的80后、90后、00后所经历的教育的内容，跟我们50后、60后所经历的教育的内容有很大差别。我们小时候还读毛主席的老三篇呢，《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学校教育的内容也跟现在差别很大，爱尔维修有道理。但是马克思马上说了，这样就形成一个悖论了。环境怎么会改变？你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恰好又是人让它改变的，人把环境改变了。我们是教育的产物，那么有施教者了。我们是被教育的，他是教育者。那么教育者首先还得受教育。（循环论证）开始循环了。
我们在爱尔维修的观点当中，陷入一种循环。除非我们认为环境的改变是上帝造成的，教育者来自上帝，上帝的传达。这是宗教世界观，基督教世界观。社会环境的改变是上帝意志的产物，神意的体现。然后施教者、教育者是什么？从上帝那里领得了真理的人，他们是天主教会的神父，他们来布道了。除非我们接受宗教的世界观，如果我们不接受宗教的世界观，我们只能讨论一个问题：环境本身是怎么改变的？当然是人让它改变，不是上帝让它改变。教育者成为教育者之前先要受教育，这个教育者不是被上帝教育出来的，这样一个循环就来了。怎么走出这个循环？注意，这里讨论的是社会环境。那么社会环境是由一系列制度形成的吧？我们在怎样的政治制度中？我们在怎样的经济制度、法的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等。就是我们在怎样的社会环境里，所谓社会环境就是社会制度。那么在这种制度中活动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不就是在制度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吗？这个社会制度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规范。假如整个社会制度不再有规范的力量，这叫整个社会失范。失范的社会肯定乱了，要重新整合。这是社会学讨论的问题，社会整合。用什么来整合？用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是社会环境呀。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制度怎么改变的呢？如果按照爱尔维修这种本来是唯物主义的学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他（爱尔维修）又陷入这样一个悖论，这样一个自我循环中。于是结论是什么？这种唯物主义终于是成了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底下就这么说了，那叫社会天才，他们来给予其他人以教育，他们来改变社会制度。
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如说罗伯特·欧文2。欧文是个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嘛。那么在这之前，已经有社会主义思想嘛，欧文就是其中一个，这位英国人。他办的企业就来采取社会主义原则，但这个实践，这种实验最终是失败的。欧文想象，他已经有足够的理性，认为社会这个企业内部不应该用资本的原则来组织，应该是众生在经济上平等，企业的每一个工人在经济上平等。他做了这种实验，当然还是失败了。做这种实验的欧文，他有个想法，社会一定分两个部分，我欧文恰好是高于社会之上的一部分，所以我来改造社会。这不就是唯心主义吗？我们社会的进步等待少数社会天才向整个社会颁布真理，是吗？这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一个唯物主义学说，不知不觉转为唯心主义。
那么如何真正地理解环境与人的关系呢？这个第三条的第二段话说得很明了。其实我们不能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分开来说。分开来说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循环的事情。环境由于某种力量改变了，于是影响了人的活动。其实环境的改变就是人的活动，这是同一件事。人一定活动，这活动就是感性活动，就是实践。人始终在实践之中，人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在改变着环境。这两者是一致的。这就让我又想起王阳明来。王阳明讲知和行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是一体的。当你“知”的时候，就行动开始了。当你的“行”展开了以后，就在完成那个“知”，叫“知行合一”。这里的逻辑一样。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它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了，一个环境在改变，一个人在活动。这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体的，一体两面吧。一方面我们看到环境在改变，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在活动。它是同一件事。你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它，但不能分为两件不同的事。谁是因谁是果？环境的改变是因，人的活动跟着改变了，叫果，是吧？爱尔维修，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分开就要讨论因果。那么换句话说，你又可以说人的活动是因，环境的改变是果。那么又是换一种说法，其实还是错。人就在环境中，人的活动就在改变环境。环境是怎样的，环境不是静态的，它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制度的演变，不就是环境在改变吗？而且每一次演变都是一场革命，政治制度革命，我们看历史上发生过吗？在欧洲历史上，经济制度的革命，从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也是革命。这革命是谁在做？人在做，不就是人的活动吗？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的变革、革命，同时就是医疗实践，医患关系的实践，它其实不是预先设计好的，不是某种天才为中国设计了最好的医疗制度，不是这件事情。而是医疗在医患关系当中处于真实的冲突和矛盾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改变现有的医疗制度，这叫革命的实践。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为什么说这是马克思史观？马克思历史观就是感性活动的历史。把人类历史，把人类社会的演变看成是感性活动的历史。
在实践中，一方面人改变了自己，一方面改变了环境，也就是改变了制度。所以社会制度的感性根基就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实践中。这就是社会制度的感性的根基。这里再次提到了革命的实践，就像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最后一句说，“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一样。这里再次提到革命的实践。
人类的历史跟自然界的自然物的展开的过程不能划等号。在某种意义上，只有人才有历史，自然界没有历史。那有人会觉得很奇怪，比如说我们的地球经历了演变吧，然后地质学研究历史，这个地球的地质构造的不断演变，那么好像也是历史。其实不是。这点黑格尔是对的。自然界其实是各种自然形式的一个总仓库。你比方说以生物界做例子，生物的类型物种很多吧？从简单的单细胞生物，甚至还没达到细胞的细菌，甚至病毒，这些都是生命体，非常简单的，到高级的，越来越高级的高级灵长类动物，那么人也是其中一个。那么生物的形式，生物的自然形式，黑格尔说其实没有新东西的。自然界就是一个仓库，里边都有，只是表现为时间上逐一展开。他（黑格尔）打了个比方，就好像所有的自然形式是在一列火车的车厢里的。那么这个火车每一站都会卸一点货下来。比如说以生物的形式，这列火车车厢里边装满了各种生物形式，有单细胞生物，有草履虫，阿米巴等等，后来嘛，什么爬行动物，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终于高级灵长类动物，是吧？这个生物形式都在这火车的车厢里，到了这一站卸一点货，有了脊椎动物了，到了下一站又有了哺乳动物了，又有了马了，又有了牛了，然后终于有了黑猩猩了，就一站一站的卸。看上去是个时间的进程，但它不是生物的历史。什么叫历史性的存在呢？后一种形式是前一种形式自己演变的结果。以马作例子讨论。马是一种生物形式吧，生物当中的动物的一种形式。假如所有的马都死光了，马这种生物形式还在。一旦这个地球的环境，自然环境、条件达到一个合适的程度，马又来了。我们再假定所有的生物都死光了，在这地球上，一旦我们这个星球又有了产生生命的条件，那么整个这个生物进化的过程将重新来一遍。从单细胞生物开始，从鱼开始，然后逐渐到陆地，又有了爬行动物，直到高级灵长类动物，将重新来一遍。所以生物的物种的演变不是某一个物种自己的努力的结果。它本有这种形式。人不一样，人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是前一个社会形态自己努力的活动的结果。
当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有一个拉马克进化论，讲生物进化原理的。那么，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为什么出问题呢？也认为一个物种的个体的先天性状是可以通过后天改变的，改变了之后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么说吧，假如一个家族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个家族的成员都必须晒太阳，必须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这叫美。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家族，一代一代相承，这一代皮肤比较黑，因为晒太阳的缘故，终于到了某一代，变成黑人了。黑人这个人种是这么来的吗？后天获得的性状能不能遗传呢？我晒太阳晒多了，皮肤黑了，叫后天获得的吧，它能不能遗传给下一代呢？自己的努力变成下一代的形式，不可能的。假如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它要有跳高的传统，每一代人都要努力地跳高，到了第五代，出生就是跳高冠军。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长了？是因为它生活的那个区域，它要吃的食物总是在高处，于是它努力地伸展脖子，本来脖子不长的，几代之后，终于长颈鹿来了。这叫拉马克的进化论，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只是个假说。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否定了拉马克这种假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个前提，物种是自身变异了，获得另外一种形式，不是它努力的结果。有这个变异，然后自然环境在选择，适者生存，是吧。你这种变异成功了，自然界的生物作例子，种种的自然形式其实是自然界本来具备的，它表现为时间过程中的逐一的展开，而不是后一种形式是前一种形式自身努力的结果，并非如此。所以黑格尔说的那句话有道理，太阳底下没新东西，没新东西的，这讲的是自然界，这个太阳底下指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有新东西的。前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生活的人，他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他在活动，他在努力，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制度的改变，成为下一代的活动的出发点。前人活动的结果，成了下一代人活动的条件。下一代人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中活动的，他的活动同时又改变了那个条件本身。
这很像佛学说的那个话，业。人的活动首先是“受业”，“业”就是先前的活动的结果。有“业”留下来规定这一代人怎么活动。每一代人的活动首先是“受业”，接受这个“业”的规定，这个“业”是哪里来的？前一代人活动的结果，对吧。那么他活动了吧，在“受业”中他活动吧，这活动同时又在“造业”。“造业”，造新“业”，是吗？“受业”同时是什么？“造业”，同一件事。动物没有这样一个“受业”和“造业”。假如我是蜜蜂，我永远是蜜蜂。我是蜜蜂当中的一员叫工蜂，那么我终其一生干活，对吧。蜜蜂像个小社会，有分工的。雄蜂的任务是交配，交配完成它就该死，确实它死了，因为它完成任务了，这就是动物吧。这种形式所规定，它被自然的形式规定。世世代代的工蜂只制造同样的蜂房，它知道制造的蜂房有历史吗？没有。人的劳动改变自然物，呈现为一个历史过程。今天我们怎么造房子，跟初民造房子方式不一样吧，造出来的房子也不一样吧，虽然都叫造房子。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是每一代造房子的人在接受先前一代造房子的方式、条件之下，又改变了这些方式和条件，于是房子造得越来越跟先前不一样。这就是人的活动，同时就是环境的改变。人的活动是被环境所支配的，叫“受业”。他在活动的同时又在改变着这个环境，叫“造业”。这叫“受业”与“造业”的统一，这叫人的活动，环境的改变，人的活动，统一的。
所以爱尔维修只是指出了人“受业”的一面，人是环境的产物。这环境是先人活动的结果，成了这一代人活动的被规定的方面。我们是被规定了，比方说我现在如果想要做贵族，做得了吗？做不了，不可能做，因为这个社会没贵族了。我只能选择做资本家还是做工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受业”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在活动中“受业”了嘛，“受业”让我们活动，活动同时造新“业”，反复说来说去，就这层意思。这里边有一个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历史的必然性是人类活动的命运自生。我明确给出一个我的概念，虽然是人杜撰的，但我认为比较能说明问题。动物如果也有命运，它这个命运不是它自己生长出来的，是被自然形式规定的。人的命运是什么？自己生，叫命运自己形成自己。中华民族的命运跟欧洲民族的命运一样吗？不一样。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来自哪里呢？换种说法，比方说海德格尔说的对，欧洲民族今天进入的资本和技术的文明叫什么？欧洲民族的天命，对吧。但是欧洲民族把这个天命强加到非欧洲民族头上，让所有东方国家都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资本与技术，是吧，都要干了。这是资本征服世界的过程，它本不是我们的天命。现代化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的天命。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的不断演变中，不可能生长出资本主义的，也不可能生长出对自然界的technology，技术的态度，不可能的，这是欧洲民族的天命。当然由于资本的本性，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增殖，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它变成消费基金。那么资本不断增殖的这个逻辑，这种内在的要求一定要突破，让资本突破欧洲的疆界，把全世界人的消费需要看成是它的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看成是它增殖的材料吧，所以它一定征服世界。所以马克思说的对，资本带来了世界史，以前没有世界史，只有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是吧。
好，我们还是回到命运这个概念上来。人的命运，人类社会的命运是人自己活动的产物。我们中华民族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我们向来还在这一命运中。我们怎么向西方学习，我们也不能成为西方人，这个民族就在它自己的天命中了。虽然必须搞现代化，但搞现代化还是我们中华民族自身命运的一个阶段而已。这是更广泛的问题，不是这里要讨论的。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命运这概念上来。人的命运是人的活动自己生长出来的。佛教把这件事情说得最清楚，就刚才讲“受业”、“造业”。整个一个民族的命运就是一个“业力”的流转。“业”本来就是人自己活动造出来的嘛，这命运不是自己生的吗？不是自然界规定的吧，所以这叫命。人的活动一定是命运自生的过程。人在活动当中正在形成着命运，改变着命运的轨迹，但它还是命运的线索，这条线索是属于中国人的。所以司马迁3，他为什么要写《史记》4：
史学家的任务，史学家是不是要讲这个他所研究的这个国度或者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吧，然后到今天成了怎么一个样子，叫“古今之变”。“古今之变”当中有一条线索，通了这个“变”的，“通古今之变”，这个“通”，从古到今的变化的那个“通”，就是一条什么？命运的线索。一个史学家应当把这个命运的线索揭示出来，在他的史学著作中揭示，然后筹划未来，叫“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就是筹划未来。司马迁写他的一家之言，他认为未来中国应当是建立儒家的道统。他写春秋、战国的历史，一个类别当中，然后他把孔子放到那儿。他的史书《史记》是纪传体，那么孔子叫《孔子世家》5，地位很高了吧。在《孔子世家》这篇文献里边，怎么说孔子的？
这也就是司马迁说明了中国未来，虽然以前有诸子百家，人民生活必将选择儒家，这叫“成一家之言”，叫对未来的筹划。“究天人之际”，实际上就是哲学，“通古今之变”，寻找命运的线索发现它，中国人的每一代人的活动如何再造的“新业”，“新业”和“旧业”之间是有关联的，这关联是一种必然性。就命运这线索你发现了，我们当下人的活动也在这命运的展开过程中。佛教的话叫民族的“共业”，“共业的业力”始终在流转中，对吧，累世累劫。这就是佛教。
这样我们讲读提纲第三条，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所包含的内涵实际上是很丰富的。虽然马克思做了很好的概括，它很简要是吧，但我们深入地想进去，就会提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切。革命的实践，革命在这里不能狭义的理解为暴动，街头流血，社会形态的每一次真实的变更都是一次革命，范式转换，这叫革命的实践。这范式转换是人的活动带来的。这样我们对第三条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也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根基在哪里。根基就在于社会制度的感性根源，感性的变迁。这感性是指活动，人的感性活动，把感性理解为实践。这个马克思的感性是活动，不是简单的接受性。